社科院：经济安全化与霸权的网络性权力

Working Paper No. 202108 July 5, 2021 本文已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 6 期 任 琳、孙振民 renlin@cass.org.cn 经济安全化与霸权的网络性权力 【内容提要】经济安全化是近年来霸权国对外政策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借安全理由 将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武器化，切断网络连线来破坏他国日渐成长的权力基础。作者 考察了霸权经济安全化的动因、机制与影响，进而探究霸权采取经济安全化手段威胁或 实际切断他国对外联系会夯实还是侵蚀自身网络性权力的基础。所谓网络性权力是指依 托网络结构的不对称性控制节点及其连线的能力，具体包括节点的主导地位、连线的联 系程度以及掌控节点及其连线的权威性和合法性。通过在理论框架中引入苏珊·斯特兰 奇的知识结构概念，作者将霸权国使用网络性权力的“断网”行为进一步刻画为对国际 经济网络中知识要素流动的干扰。对高科技产业链网络、国际金融网络和国际网络空间 的案例分析发现：从整体和长期来看，经济安全化的“断网”“脱钩”行为会破坏霸权网 络性权力的知识、物理和法理基础，产生霸权侵蚀效应。辨明经济安全化与霸权网络性 权力兴衰的关系，对于理解当下国际环境中的大国博弈动态具有现实意义。 * 任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孙振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1 【关键词】经济安全化；相互依赖武器化；网络性权力；知识结构；霸权兴衰 国际权力格局的东升西降在某种程度上促使霸权国陷入了相对衰落，但它依 然能够利用网络性权力（如全球性生产、技术依赖与金融结构等）基于不对称相 互依赖将他国孤立在世界经济体系／网络之外，进而维持霸权或是打压崛起国。 ①在动用这种“武器化”的网络性权力时，②霸权国对自身行为进行了舆论包装， 即其面临“安全威胁”，不得不诉诸相应经济“断网”行动，如高科技领域“脱 钩”、投资安全审查、金融制裁以及切断网络信息传播等。笔者在文中将这些现 象统称为经济问题安全化（简称“经济安全化”）。安全、生产、金融等基本权力 结构乃至技术、贸易、运输等次级权力结构③一时间被整合到一种霸权的网络性 权力之中。但由于解释工具的不足，我们还没有办法将各种权力结构有序整合到 一个框架之中，特别是无法充分探知这种网络性权力的来源、作用过程与后续影 响。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剖析这些现象，经济安全化的行为究竟是霸权稳固的显 示还是霸权衰落的表现？如霸权国使用了这种网络性权力，其后续影响如何？围 绕这些问题，本文尝试结合经济安全化行为的特点、方式、路径与结果，从结构 以及过程维度探究霸权网络性权力的兴衰。换言之，本文的研究问题是：霸权国 试图采取经济安全方式将他国隔绝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做法究竟是夯实还是 侵蚀了霸权国网络性权力的基础。 一 基本概念与文献综述 既有对经济安全化现象的研究主要围绕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展开。近年来， ① 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载《清华金融评 论》，2018 年第 7 期，第 24-25 页；赵磊、张馨：《美国资信评估霸权背后的场域逻辑》，载《当代亚太》， 2019 年第 3 期，第 78-94 页；王金强：《知识产权保护与美国的技术霸权》，载《国际展望》，2019 年第 4 期，第 115-134 页。 ②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4, No.1, 2019, pp.42-79；张宇燕、徐秀军：《相互依存与新 型中美关系的构建》，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41-54 页；倪峰、傅梦孜、唐永胜、王勇： 《拜登时期中美关系前瞻》，载《国际经济评论》，2021 年第 1 期，第 110-115 页。 ③ 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9-33 页。 2 随着相互依赖武器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概念的提出，学界开始将其 同网络性权力联系起来。既有研究对以上现象进行了概念化，并对其作用机制进 行了基本的描述。但是，尚无研究将以上概念整合进一个分析框架中并梳理出完 整的逻辑理路，而且相关研究在结合网络分析时对网络性权力分析要素的使用不 够清晰。基于此，有必要在发展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适度修订理论的保护地带与 内核。 （一）经济安全化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语境里，经济安全化是政治安全逻辑超越经济逻辑、国家 逻辑超越市场逻辑的一种对外政治经济策略。具体而言，经济安全化描述的是一 种经济－安全在对外交往中相互关联的现象，表现为国家以安全受到威胁为理由 将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泛政治化”，①用政治安全思维指导或干预本国的对外 经济活动。 罗斯玛丽·富特（Rosemary Foot）和艾米·金（Amy King）认为，历史上美国 对华政策制定中一直存在经济问题与安全问题之间的关联，只不过不同时期的关 联各有不同，由此将中美关系推向不同方向。②雨果·梅杰（Hugo Meijer）认为， 美国奉行对华接触政策期间，其经济与安全部门均对同中国开展科技合作持开放 态度，安全服务于经济。在高科技企业看来，维持美国科技创新领导力有赖于中 国的零部件制造和国际人才供应。对美国军方而言，支持商业部门盈利与其维持 国家全球领先地位的战略目标存在一致。但维系这一默契的前提是美国能够对华 维持领先“两代”的技术优势，而且可以阻止中国获取对于美国的军事优势而言 真正关键的技术。③ ① 屠新泉、周金凯：《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对中国国有企业在美投资的影响及对策分析》，载《清华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5 期，第 74-83 页；王东光：《国家安全审查：政治法律化与法律政 治化》，载《中外法学》，2016 年第 5 期，第 1289-1313 页；林乐、胡婷：《从 FIRRMA 看美国外资安全审 查的新趋势》，载《国际经济合作》，2018 年第 8 期，第 12-15 页；黎昭权：《美国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制度 的争议与对策》，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 年第 19 期，第 104-107 页。 ② 罗斯玛丽·富特、艾米·金、崔志楠：《评估中美关系的恶化：美国政府对经济-安全关联的看法》，载《中 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 年第 2 期，第 34-44 页。 ③ Hugo Meijier, Trading with the Enemy: The Making of US Export Control Policy Toward the People’s Republic 3 近十余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经济—安全关联变化表现为经济关系的安全 化，美国政府愈加重视中美经济交往中的技术扩散问题及其可能带来的安全影响。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加大了对高端制造业和先进技术的研发投入，并在人工智能和 信息通信等领域取得快速进步，支撑先前对华认知的基本前提遭到了挑战。①于 是，近年来美国政府对与中国的经济交往特别是科技领域交往的安全审查不断加 码。②有学者指出：“美国国家经济安全审查权除了维护其经济安全与稳定的常规 义务外，还具有维护其国际霸权地位的价值追求……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安全范 围的需求。”③ 基于此，本文旨在进一步探讨安全关联经济问题的发生机制和后续影响。一 方面，安全问题作为“高政治”具有浓厚的政治性；另一方面，国家安全体现了 国家对于国际环境中的威胁认知，④具有浓厚的主观性。因此亦有理由怀疑“经 济安全化”是否意味着夸大经济问题的安全影响以及经济安全的政治性与主观性， 以便收紧对经济活动的安全审查，以求实现霸权护持的目标。经济安全化关更多 关注国家的政治安全思维对其同外界开展经济活动的干预，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 力量对市场力量的影响以及权力对财富的干预。本文引入了网络性权力的概念， 认为经济安全化切断了财富乃至权力后续增长或维持的相互依赖基础，⑤而国家 of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① 美国国防创新试验小组 2018 年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在尖端技术方面已不再大幅领先中国，也难以确 保将中国与美国先进技术隔离开来。参见“China’s Technology Transfer Strategy: How Chinese Investment in Emerging Technology Enable a Strategic Competitor to Access the Crown Jewels of U.S. Innovation,” https://admin.govexec.com/media/diux_chinatechnologytransferstudy_jan_2018_(1).pdf，访问时间：2020 年 12 月 7 日。 ② Andrew B. Kennedy and Darren J. Lim, “The Innovation Imperative: Technology and US-China Rival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No.3, 2018, pp.553-572；孙海泳：《美国对华科技施压战 略：发展态势、战略逻辑与影响因素》，载《现代国际关系》，2019 年第 1 期，第 38-45 页；李峥：《美国 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层动因及长期趋势》，载《现代国际关系》，2020 年第 1 期，第 33-40 页；刘彦 等：《美国对中国科技创新研判的历史变迁与未来走向——基于<美国中国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 年报>的分析》，载《情报杂志》，2020 年第 7 期，第 29-35 页。 ③ 黎昭权：《美国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制度的争议与对策》，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 年第 19 期，第 105 页。 ④ 宋伟：《国家安全：范畴与内涵》，载《东南亚纵横》，2009 年第 3 期，第 87 页。 ⑤ 有学者观察到，美国全球战略中的经济因素与安全因素具有“内在矛盾”，其经济安全战略所寻求的控制 力以及所诉诸的控制手段与自由市场的竞争力相背离、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相背离、与美国企业的利益 相背离。参见黄仁伟：《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及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载《世界经济研究》，2004 年第 2 期，第 4-9 页。 4 力量与市场力量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促进。 经济安全化现象虽领域不同、特点各异，但也具备了两点共同规律：其一， 以保护国家安全的理由为相关经济打击行为背书。不仅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导向如 此，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亦可能如此。①其二，借用了美国网络化的权力威 胁或实际上将他国的对外联系切断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换言之，霸权国依托掌 握系统网络获得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打击他国。国家安全是国家逻辑，经济交 往是市场逻辑，经济安全化则是国家逻辑压倒市场逻辑。 （二）网络性权力与相互依赖武器化 网络分析应用于国际研究共经历三波潮流：第一波兴起于 20 世纪 60—70 年 代之交，最早关注基于贸易、外交以及国际组织成员身份的网络联系；第二波受 社会学影响，发端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与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相联系， 研究导致世界不平等问题的结构性因素；第三波始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真 正同国际关系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被广泛应用于研究恐怖主义、武器扩散和军事 联盟等问题。② 应用网络分析来理解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目的在于揭示出存在相互依赖的 世界各国之间的权力关系。与既有关于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 的理论观点不同，亨利·法瑞尔（Henry Farrell）和亚拉伯罕·纽曼（Abraham L. Newman）提出一种理解相互依赖的新视角，将相互依赖视为一种结构性力量， 一种能够在国家间产生持久的、结构性的权力不均衡的网络结构。③在这一视角 中，网络与结构成为两个关键概念。一方面，网络由“节点（nodes）”和“连线 （edges）”组成。节点代表网络中的各类行为体，连线则代表在节点之间传递信 ① 拜登政府于 2021 年 3 月初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纲要》提出要召集所谓“全球民主峰会”，与盟国及 伙伴国家协调经济政策工具，以应对中国对美国战略优势的挑战，初步显示出用意识形态为经济安全化行 为加码的意图。参见“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 /uploads/2021/03/NSC-1v2.pdf，访问时间：2021 年 3 月 10 日。 ② Emilie M. Hafner-Burton, Miles Kahler and Alexander H. Montgomery, “Network Analysi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3, No.3, 2009, p.562. ③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pp.44-45. 5 息、资源和影响力的联系，是相互依赖的主要表现形式。某一节点拥有的连线数 量越多，意味着某一行为体同网络中其他行为体的联系越密集。“网络结构”就 是指节点和连线的分布状态。另一方面，“结构性”在这里具有四个方面的意涵： 一是网络联通性。相互依赖不是双边依赖的简单加总，而是整体呈现为一种网络 结构。二是系统决定性。网络结构很大程度上能够塑造其中行为体的行为。三是 资源分配性。网络结构会从客观上促成行为体间的资源分配。四是相对稳定性。 网络结构一经形成，中短期内就难以改变。结构与行为体的权力密切相关。 正如相互依赖关系是不对称的，一般来说网络结构在形成后也是不对称的。 “不对称网络结构”中的“不对称”指的是网络资源的不均衡，网络中有小部分 节点是“中心节点（central nodes）”或“轴点（hub nodes）”。相比其他大部分节 点，轴点所联结的节点要更为广泛、所拥有的联系要更为密集，①而且这种不对 称的结构形态具有不断巩固的趋势。新加入的节点更倾向于同已有更多连线的节 点产生联系，表现出“偏好依附（preferential attachment）”，使得中心节点相比其 他节点能同更多新节点搭建连线。中心节点的中心地位便会随着这一聚合过程而 持续巩固，其所连接的资源也会持续增多，整个不对称结构从而随之强化。 不对称网络结构产生不均衡权力分配。轴点有能力改变其他节点的身份、利 益、态度和行为，进而如戴维·诺克（David Knoke）所指出的那样“从其他行为 体处获取关键信息与稀缺资源”。②轴点甚至有能力塑造整个网络中的信息流动和 观念基础，因此，“在世界政治中占据特殊位置的国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按照自 身偏好设置议程、框定论调与发布政策”。③就国际经济网络（如金融信息网、供 应链网和互联网）而言，跨国企业等国际市场主体中有小部分成长为网络轴点， 相比其他节点具有更丰富的网络资源，网络中的信息流通和要素流动也更多通过 这类轴点。一些国家利用国际经济网络结构的不对称，通过掌控网络中的重要节 ① Albert-László Barabási and Réka Albert, “Emergence of Scaling in Random Networks,” Science, Vol.286, No.5439, 1999, pp.509-512. ② David Knoke, Political Networks: 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 Structur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9. ③ Jason Beckfield, “Inequality in the World Polity: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8, No.3, 2003, p.404. 6 点来对他国施以强制，将相互依赖武器化，通过“全景监狱效应（panopticon effect）” 和“扼流闸阀效应（chokepoint effect）”施展网络性权力。①在某种意义上，不对 称相互依赖越深，武器化后的网络性权力威力越大。 网络性权力的行使还面临“双层博弈”的问题。不对称的网络结构联同国内 制度规范一起塑造了一国相对于他国的权力优势。就不对称网络结构而言，主要 考察一国能否管辖轴点：在某一议题领域的国际网状结构中，如果一国能够对其 中的轴点施加政治权力，它就处在一个可以向网络中其他节点摊派成本的有利位 置。就国内制度规范而言，主要考察一国国内对应网络结构所在议题领域的职能 部门是否强大以及相关法律是否允许、相关规范是否认可、国内民众是否支持将 相互依赖武器化的行为。如果管辖轴点的国家内部有合适的制度规范支撑网络结 构武器化，该国就可以借之收集信息、识别风险或阻碍经济往来、阻断要素流动， 推动他国政策的转变，制止对自身不利的行为。可以说，管辖轴点并具有支持将 轴点武器化的国内制度规范使一国得以行使网络性权力。② （三）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第一，既有文献缺乏对网络情境中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关系的清晰说明。 大多文献专注于国家间网络③或非国家网络④研究，并未对两者进行清晰的层次划 ① “全景监狱效应”指国家凭借掌握对轴点的管辖权来捕获对手的网络信息流通，从而取得信息优势。由于 他国在网络中的信息流通均需经过轴点，掌控轴点的国家就能借此掌握他国的意图动向，在谈判等行动中 占据优势。“扼流闸阀效应”指国家凭借掌握对轴点的管辖权来截断对手的网络要素流动，从而取得控制优 势。由于他国在网络中的要素周转均需借助轴点，掌控轴点的国家就能借此阻止他国使用轴点，使后者蒙 受巨大损失。参见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pp.54-56。其中，“扼流闸阀效应”类似后文中的“负向行使网络性 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进一步聚焦为：霸权国采取经济安全化的方式负向使用网络 性权力，威胁或实际上将他国的对外联系切断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究竟会削弱还是强化霸权的网络性权 力。 ②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pp.56-58. ③ Jan Faber, “Measuring Cooperation, Conflict, and the Social Network of N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31, No.3, 1987, pp.438-464; Zeev Maoz, “Network Polarization, Network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816-2002,”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3, No.4, 2002, pp.391-411; Emilie M. Hafner-Burton and Alexander H. Montgomery, “Globalization and the Social Power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Networks,” in Miles Kahler, ed., Networked Politics: Agency, Power, and Govern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23-42. ④ 对非国家行为体的网络分析主要集中在恐怖主义和非政府组织等议题上，代表性研究参见 Steven J. Brams, Hande Mutlu, and Shawn Ling Ramirez, “Influence in Terrorist Networks: From Undirected to Directed Graphs,”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29, No.7, 2006, pp.703-718; R. Charli Carpenter, “Setting the 7 分并建立联系机制。有的研究尝试将两种行为体融合在同一网络层次中，但处理 模糊且局限于特定议题领域。①还有研究搭建起基于不同行为体的多层网络分析 框架，包括宏观层次的国家间网络、微观层次的跨国网络和中观层次的国家—跨 国网络，但过分偏重揭示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行为选择的影响。②在现实中，跨 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等行为体在面对主权国家时总体上处于相对独立又受到管制 的状态。因此，在分析国际经济网络时可以将国家同非国家网络行为体区分开来， 关注两者在网络中的互动机制，将（霸权）国家的网络性权力理解为其“依托网 络的权力”而非“网络之中的权力”。③ 第二，网络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处在动态变化中。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虽然网络结构的不对称性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但网络结构形态并非永恒不 变，当某种颠覆性的技术进步创造出新的网络结构，其形态和权力“算法”也会 随之改变。其二，网络结构的不对称性仅仅指轴点具有中心地位，不对称网络结 构的相对稳定性也仅指轴点的中心地位不易改变，而霸权国对轴点的掌控存在变 数。其三，在大国竞争时代，考察霸权国的网络性权力需要同时考虑其他国家的 网络性权力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这会影响到网络性权力的相对变化甚至绝对变 化。其四，既有文献对于使用网络性权力对霸权国兴衰的影响特别是负面效应关 注不足。使用网络性权力在显示霸权国权力的同时也会产生后续影响。以安全受 到威胁为理由，霸权国过度援引国内法理基础将相互依赖武器化、滥用网络性权 力打击他国，其结果可能是丧失管辖轴点的能力和信誉。 第三，既有文献将网络性权力的使用等同于相互依赖武器化，未做进一步区 Advocacy Agenda: Theorizing Issue Emergence and Nonemergence in 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1, No.1, 2007, pp.99-120。 ① 比如，对国际银行网络的研究将各国银行部门设定为网络节点，然后将各国银行之间的同业存放业务设 定为网络连线。该网络中每个节点囊括了一国管辖的国内各家银行，节点本身在具体分析中被简化为所在 国家，从而使得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重合。但这种处理方式并不严密。各国国内银行有本土与外资之分， 对应着一国国内的次国家行为体和跨越国界的跨国家行为体，国家对两种非国家行为体的掌控能力是不同 的。参见 William Kindred Winecoff, “Structural Power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 Network Analytical Approach,” Business and Politics, Vol.17, No.3, 2015, pp.495-525。 ② Matthew Smith, Sara Gorgoni and Bruce Cronin,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rade in a High-Tech Industry: A Multilevel Network Analysis,” Social Networks, Vol.59, 2019, pp.50-60. ③ 此时，不仅霸权国凌驾于国际经济网络之上，处于权力劣势的其他各国也外在于网络，而非本身作为网 络中的节点。 8 分。其实，在博弈的情景下可以划分出使用网络性权力的正负两条路径。正向行 使网络性权力指借助已有权力进一步强化本国的权力基础，即将本国所掌控节点 培植为轴点，以强化本国所掌控的“轴点的网络资源优势”，或是掌控尽可能多、 尽可能广的轴点，强化本国掌控的“轴点资源优势”，从而使本国掌控的轴点对 于整个网络来说不可替代。正向使用网络性权力意味着依托权力从国际经济网络 中不断获利；负向行使网络性权力指借助自身权力破坏他国的权力基础，即直接 打击对方国家所掌控的轴点以削弱对方国家所掌控的“轴点的网络资源优势”， 或是弱化对方国家掌控的“轴点资源优势”以减少对方国家所掌控轴点在网络中 的比重，从而使对方掌控的轴点对于整个网络来说并非不可替代。负向使用网络 性权力类似于相互依赖武器化中的“扼流闸阀效应”。在现实中，正负两方向的 权力行使统一于但并非总是有助于霸权护持的总体目标。 第四，连线相比于节点被置于从属位置，其分析效力未能充分发挥。其实， 在衡量节点的“中心性（centrality）”时，有多种标准涉及评估连线的数量和质量。 ①与连线数量同样重要的是连线强度，前者体现了某一节点联系其他节点的规模， 后者衡量了节点之间互动的规模，亦即连线上流动要素的规模。两者共同决定了 节点拥有的网络资源，因而连线及其承载的要素对于网络性权力至关重要。忽视 连线作用的主要原因是对连线究竟承载了什么网络资源和切断连线究竟切断了 什么等基本问题缺乏明确说明。此外，连线还因节点控制国的资源占有不同而具 有方向性，连线强度对于连线两端的节点可能并不对称。如在国际贸易网络中， 开展贸易的两国中往往一国出超而另一国入超。②这不仅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相 呼应，也为更细致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第五，既有文献无法动态解释当今时代的新问题和新现象。随着时代背景的 ① 对于某一节点而言，“点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高意味着它所连接节点的数量多且所拥有连线的 强度大，“紧密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高意味着它与网络中其余节点的距离近，“中介中心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高意味着它所串连的点际最短路径的数量多（对于维持整个网络联通性的作用 大），“特征向量中心性（eigenvector centrality）”高意味着它不仅连接节点的数量多、拥有连线的强度大， 而且所连接的节点也多具有高中心性。参见 John P. Scott,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Handbook, London: Sage, 2000, chapter 5。 ② Emilie M. Hafner-Burton, Miles Kahler, and Alexander H. Montgomery, “Network Analysi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563. 9 变化，网络性权力的使用及其依托的基础都在发生变化，特别是采取经济安全化 行为频发，霸权国切断或威胁切断与系统内其他国家之间的连线，给网络性霸权 本身也带来了溢出效应。网络性权力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时代条件发生了三点变化： 其一，霸权相对衰落，对节点资源及分配的掌控力下降。随着旧节点资源分配能 力下降，以新兴国家为代表的多极权力中心崛起，新兴节点地位上升。霸权主导 的网络结构的相对稳定性有所动摇。其二，随着全球问题不断涌现以及通信技术 进步，网络联通性在客观上有所加强，作为旧节点支配者的霸权国对节点地位不 保的不安全感上升，试图重塑系统。其三，由于面临着国内利益集团分歧较大、 贫富差距拉大和族群分化加深等困境，霸权国国内对应网络结构所在议题领域的 职能部门的行政能力受到掣肘，霸权国对网络联通性的掌控受到影响。 二 网络性权力的逻辑：切断知识连线 在变化的内外部条件下，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理论框架，深入探究网络性权力 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更为准确地判断霸权兴衰之实。在搭建理论框架时，为解决 既有理论框架解释力不足的困境，回答上文提出的连线承载什么资源的基础性问 题，本文延续了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关于权力结构的分析路径，将 “知识结构（knowledge structure）”纳入理论框架的搭建过程，①展示了各类结构 性权力的互动系统，从知识传递的过程维度更好地解释了经济安全化的行为驱动、 权力来源和实施路径。 本文选取知识结构为关键变量来分析国际经济网络，主要是因为知识在理解 各类权力结构的互动中处于中心位置。斯特兰奇虽然认为知识、安全、生产和金 融等结构相互影响，没有哪类结构占据绝对支配地位，②但她同时指出有两种知 识成分共存于知识结构中并导致两类结构现象：一是主观观念能推动某些行为而 ① 斯特兰奇认为，知识结构有三种基本的变化：第一，在提供和控制信息与通讯系统方面出现了变化。第 二，语言的使用和非口头交际渠道出现了变化。第三，对人类环境的基本理解和信仰发生了变化。本文重 点关注前两种知识结构变化，参见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第 138 页。 ②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第 37 页。 10 抑制另一些行为，二是客观信息能对国际行为体的议价能力产生直接重大影响。 ①这意味着知识从两方面来看都具有塑造现实世界的关键性。一方面，作为对现 实的一种社会建构，②知识是行为合法化的来源，指导着其他权力结构的活动； ③另一方面，知识反映了客观世界的规律并在经济活动中愈发重要。知识被正式 嵌入国际经济网络中加以审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直接依据知 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称作“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④随着知识在越来越多的产业部门中越来越密集，这种无形的生产要 素被广泛承认，“其使用能够直接形成产品或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⑤本文 聚焦于后一种知识成分，即与经济活动直接相关的客观世界信息。⑥其中，科学、 技术、信息和数据等知识要素都是知识的子变量。 知识结构的扩散性和知识要素的传递性也是本文将其嵌入网络分析的重要 依据。在斯特兰奇的分析框架中，知识结构不仅包含知识和理解，还包含“知识 的传送渠道”，因而其“衍生的力量常常是扩散的”。⑦笔者同样认为知识权力结 构不仅包含信息与技术等网络资源本身，还包含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所赖以 存在的联通渠道即连线。连线相互交织，组成了网络性权力所依托的网络系统。 ① Susan Strange, "An Eclectic Approach," in Craig N. Murphy and Roger Tooze, eds.,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1, p.7. ② Peter L.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Penguin, 1966. ③ Blayne Haggart, “Taking Knowledge Seriously: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of Knowledge Governance,” in Blayne Haggart, Kathryn Henne and Natasha Tusikov, e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ntrol in a Changing World: Understanding Power Struc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25-51. ④ OECD 的报告中还区分了知识的四种分类：关于“是什么（Know-what）”的知识指事实信息，关于“为什 么（Know-why）”的知识指科学原理，关于“怎样做（Know-how）”的知识指生产技术，关于“谁来做（Kno w-who）”的知识指规则规范。参见“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https://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 /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OCDE/GD%2896%29102&docLanguage=En，访问时间：2021 年 3 月 11 日。 ⑤ 刘树成主编：《现代经济辞典》，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09 页。 ⑥ 这里提到的“信息”是广义上的，与“观念”相对。后文中使用的信息概念是狭义上的，即经过处理、汇总 和组织的数据。实际上，信息与知识这对概念联系紧密。如果说信息是有意义的数据，那么知识就是有价 值的信息。知识来自于信息又高于信息：处理数据、形成信息的过程能够增进知识的积累，知识也指导着 数据的处理和信息的解读。关于数据、信息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参见 Ikujiro Nonaka and Hirotaka Takeuchi,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Rob van der Spek and Andre Spijkervet, Knowledge Management: Dealing Intelligently with Knowledge, Utrecht: CIBIT, 1997; Thomas H. Davenport and Laurence Prusak, Working Knowledge: How Organization Manage What They Know,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8。 ⑦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第 137 页。 11 在网络中，知识在节点之间依靠连线相互传递，主要从高处流向低处、从发达国 家流向欠发达国家。连线提供了知识（技术、信息等）在系统网络中流动的管道。 连线既具有中立性（如由国际组织或市场机制搭建的连线具有相对中立的功能）， 又具有非中性（霸权国想要操纵相关组织或机制），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互动的关 系。 经济安全化的行为驱动、权力来源和实施路径内嵌于知识结构与系统网络之 中。知识结构虽然具有扩散性，但其中知识的扩散是受限的。知识结构衍生的力 量“常常存在于不让其他人获得知识、并非努力传播知识的消极能力之中”。①霸 权国诉诸经济安全化的背后正是限制知识扩散这样一种基本驱动，如在高科技领 域选择性“脱钩”、采用经济制裁或切断网络信息传播等行为。霸权国以安全为 由利用自身在技术、金融和网络空间对节点资源的掌握，威胁切断和实际切断知 识传递的“连线”。在这个意义上，掌握节点和掌握连线都是占据知识结构主导 地位的重要体现，也是不对称相互依赖的来源。如若占据相对优势，则有可能武 器化这种相互依赖，负向使用网络结构优势带来的网络性权力。斯特兰奇进一步 解释了依托知识结构的权力（也是网络性权力）的来源：“从经济学家使用的‘公 共商品’这个词的含义来说，知识其实称不上公共商品，因为若把某项知识传输 给他人时，对于早已掌握此项知识的人来说，这种知识的价值也许会大大减少— —因此在金融市场上‘熟知内情者进行交易’可以获得利润，他不过是利用了尚 未被别人占有的‘内幕’知识或信息”。②因此，知识拥有者有权力决定“被发现 的是什么知识，怎样储存，以及谁用什么手段，根据什么条件，向什么人传输知 识”。③这一过程恰如其分地描绘出网络性权力的内涵和实施路径：知识的聚集处 就是节点／轴点，知识传递的通道即连线，（霸权）国家掌控轴点就能控制连线、 决定连接或断开知识供应，切断知识供给或流通渠道亦即“扼流闸阀效应”。换 言之，拥有知识结构为基础的网络性权力是发挥“扼流闸阀效应”的基础，扼流 ①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第 137 页。 ②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第 141 页。 ③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第 140 页。 12 的对象是知识（技术、信息等），闸阀指轴点。 具体来说，采取经济安全化战略负向使用网络性权力、借助“扼流闸阀效应” 切断知识连线是本文的自变量。霸权的网络性权力是本文的因变量，亦即依托网 络结构的不对称性性控制节点及其连线的能力，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节点／ 轴点的主导地位，指节点/轴点在网络中的地位与比重，是从物理维度刻画网络 性权力；二是连线的联系程度，指连线承载的知识流量是否具备相对优势，是从 知识维度刻画网络性权力；三是掌控节点／轴点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这主要依托 于国际社会公认的法理基础（既包括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依据，也包括国际社会 的认同与接受情况），也依赖国内的制度规范支持，是从法理维度刻画网络性权 力。三个维度存在联系（如节点的主导地位稳固可能增强连线的联系程度），也 不一定有必然关系（节点的主导地位稳固并不意味着霸权具有足够的合法性掌握 节点）。这三方面内容分别构成网络性权力的物理基础、知识基础和法理基础。 在网络性权力的负向实施逻辑中，权力相对下降或利益受损构成霸权国使用 网络性权力的起因。霸权国因追求权力优势而将经济问题安全化，诉诸安全理由 试图修复本国节点的地位、抑制他国主导的具有竞争力的新节点。负向使用网络 性权力的过程也是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的过程：霸权国借助掌握轴点及其连线，通 过切断竞争对手节点与网络中其他节点（尤其是霸权国治下的轴点）的连线阻碍 知识流动，减少对方得自网络的功能性溢出红利，并弱化对手国节点成长为轴点 的能力。在具体操作上，霸权国也有可能直接打击或试图打压竞争对手的节点， 避免其成长为轴点，或打压竞争对手在国际组织类轴点中的影响力。基于此，本 文不仅重点关注切断连线的作用机制，还将持续关注负向使用网络性权力的后续 影响。 13 为了细致观测作用机制与影响，根据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笔者提出了两 个基本假设。在具体的案例中，两种相关关系可能是叠加或交错出现的。 假设 1（霸权护持效应）：霸权国采取经济安全化战略，借助“扼流闸阀效 应”负向使用网络性权力切断知识连线，阻滞竞争对手得自网络的功能性、溢出 性红利（例如打压对手国的新节点成长为轴点或在国际组织机制类轴点中增强影 响力），霸权国的网络性权力将得以护持。 假设 2（霸权侵蚀效应）：霸权国采取经济安全化战略，使用“扼流闸阀效 应”负向使用网络性权力切断知识连线，伤害了自身的权力基础（物理、法理和 知识），霸权国的网络性权力将会下降。 三 案例分析：美国对网络性权力的负向使用 本部分选取高科技产业链网络、国际金融网络和国际网络空间三个领域，围 绕美国政府近年来在各领域中的政策动向进行案例分析。科技、金融和互联网皆 14 是依托经济全球化而生长和最终编织起来、具有联通世界特性的网络结构，且霸 权国在这些网络结构初创阶段的权力主导优势明显。其中，美国政府的行动具有 明显的负向使用网络性权力的特征，既体现出各国在获得和享用知识方面的权力 差异，也体现了知识结构与其他结构的互动，即大国为了增强各种结构性权力而 追求知识优势，并在各项权力结构所在的领域中争取知识的前沿阵地与知识结构 的领导权。①各个案例所在议题领域之间存在交叉联系。一方面，在三个案例中， 节点、轴点和连线都有不同表现形式，其中流动或被切断的知识要素各有不同（自 变量），产生的后续影响亦有所差异（因变量）；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打击竞争对 手的节点时又具有共性，在技术、金融和市场等各方面切断连线，使对手被动“脱 钩”，并通过打击重点企业来打压整个部门、产业和市场（见表 1）。 ①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第 151-157 页。 15 （一）高科技产业链网络 高科技产业链普遍呈现网络结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跨国供应链深入发 展，国际产品和服务逐渐由产业间分工转向产业内分工，演变为不断深化的全球 价值链分工。①产业内部的紧密联系因此逐渐表现为网络形态：跨国公司作为全 球分工的主体，是产业链网络的节点；企业之间体现为贸易与投资的生产性联系 是产业链网络的连线；连线承载的“知识要素”相对复杂。由于产业链网络的突 出特征是作为节点的企业之间存在上下游关系，上游企业的技术与产品是下游企 业生产活动的关键输入，技术和软件等“知识要素”从上游企业流向下游企业。 同时这种连线并非单向的，销售和用户数据等“知识要素”则由下游企业往上游 企业流动。贸易收益也是流动于其中的一种重要非知识要素，是国家得自知识流 动和网络性权力的利益反馈。这是上游企业将技术变现，进而支撑新的技术研发 的重要资源；上游大型企业掌握核心技术与标准制定权，对于维系跨国产业链中 的生产性联系具有关键作用，而且在整个产业链创造的价值中占据主导份额，因 而充当轴点角色。对此类企业行使法理管辖的国家就是控制国。此外，下游的部 分节点可能在长期的国际合作中积累资源、提升研发能力并向更高的价值链位势 攀升，从而成为潜在轴点。 美国在高科技产业链网络中的网络性权力居于主导。以半导体产业链为例， 2019 年美国半导体产业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47%，研发投入占销售比例达到 16.4%， 均位列全球第一。②这凸显出美国企业在产业链中的轴点地位。此外，半导体产 业链的高度全球化与专业化的特征尤其能够显示出（知识含量高的）上游产品的 关键性。由于只有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的龙头企业掌握先进芯片的生产技术，隔 断供应能够成为遏制大多数企业和国家的发展瓶颈。③美国通过控制本国的轴点 ① 葛琛、葛顺奇、陈江滢：《疫情事件：从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效率转向国家供应链安全》，载《国际经济 评论》，2020 年第 4 期，第 67-83 页。 ② “2020 State of the U.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https://www.semiconductors.org/wp-content/uploads/202 0/06/2020-SIA-State-of-the-Industry-Report.pdf，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20 日。 ③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Value Chain: A Technology Primer for Policy Makers,” https://www.stiftung -nv.de/de/publikation/global-semiconductor-value-chain-technology-primer-policy-makers，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20 日。 16 企业可以负向行使网络性权力，阻止其他国家的相关企业获得上游关键（知识） 输入。① 对于美国半导体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而言，中国既是头号消费者又是成 长中的竞争者。在大国博弈的时代背景特别是霸权国感知崛起国挑战自身权力优 势的情况下，进行技术切断的经济安全化行为更容易发生。②美国为防止对华技 术扩散，不惜限制来自中国市场的财富流量（即得自知识流动和网络性权力的正 向反馈），而对中国不断强化关键技术“卡脖子”的动作。2018 年以来，美国政 府将经济问题安全化，以国家安全为由在出口管制方面层层加码，意图加大限制 高科技产业链网络中的知识流动，维护美国企业在产业链网络中的轴点地位。 首先是增加技术出口管制的具体内容。美国商务部下属工业和安全局（BIS） 分别于 2018 年和 2020 年着手确定收紧出口管制的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清单，以 对《出口管制条例》（EAR）下的《贸易管制清单》（CCL）进行更新。新清单涵 盖了机器人、数据分析、量子信息与传感技术等各项先进战略技术。其次是扩展 技术出口管制的对象范围。自 2019 年以来，BIS 持续扩大针对中国的实体清单 规模。列入清单的中国企业经营领域与美国技术出口管制清单高度重合。再次是 提升技术出口管制的严密程度。BIS 于 2020 年 5 月和 8 月接连修改外国直接产 品（FDP）规则，将使用 CCL 内美国软件、技术与设备在国外生产的直接产品纳 入 EAR 的管理，并将管制范围覆盖到各种交易形式，以阻止华为通过任何方式 获取在生产过程中包含美国技术的任何产品。最后是强化技术出口管制的安全色 彩。BIS 于 2020 年 12 月首次发布军事最终用户（MEU）清单，声称要“动员美 ① 在供应链分析中，占据技术优势的上游企业进行技术封锁被称作技术型权力或来自供应端的卖方权力。 与之相对还有消费型权力，即处于下游、来自需求端的买方权力。参见李巍、李玙译：《解析美国对华为 的“战争”——跨国供应链的政治经济学》，载《当代亚太》，2021 年第 1 期，第 4-45 页。本文对网络性权 力的界定偏重于供应端的技术型权力，在后文讨论负向行使网络性权力的负面影响时也会涉及需求端市场 消费的角色。 ② 参见黄琪轩：《世界技术变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大国权力竞争如何引发了技术革命？》，载《世界 政治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88-111 页；黄琪轩：《霸权竞争与欧洲技术革新》，载《科学学研究》， 2010 年第 11 期，第 1634-1641 页；黄琪轩：《大国政治与技术进步》，载《国际论坛》，2009 年第 3 期， 第 59-62 页；黄琪轩：《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5-35 页；黄琪 轩：《国家权力变化与技术进步动力的变迁》，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 年第 4 期，第 38-43 页；黄琪轩：《技术进步的来源与国际视角》，载《现代管理科学》，2009 年第 5 期，第 40-50 页。 17 国本土企业和全球跨国公司的力量，阻止中俄将美国技术用于开展破坏性军事项 目”。首批名单中超过半数实体为中国企业。美国防部也跟进出口管制，自 2020 年 7 月起编制更新“中国军方企业清单”。这表现出经济安全化正从政策依据层 面继续推进至政策手段层面。① 技术出口管制中最具代表性的举措是对华为等中国企业实施高端芯片和制 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拜登政府上台后没有逆转特朗普时期的战略目标，基本延续 了对华高科技“脱钩”，并调整具体策略来提升政策效果。②相较于特朗普政府“钝 力打击（blunt force）”的政策手段，拜登政府力求“更精准和尖锐的目标（sharper aim）”，③加强控制知识向竞争对手的流动。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经济网络 具有非常重要的公共产品属性，但霸权操纵和赋予公共产品非中性的属性，进而 服务自身利益。④ 从短期来看，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中国企业获取关 ① 参见“Review of Controls for Certain Emerging Technologies,”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 2018/11/19/2018-25221/review-of-controls-for-certain-emerging-technologies，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5 日；“I dentification and Review of Controls for Certain Foundational Technologies,”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 v/documents/2020/08/27/2020-18910/identification-and-review-of-controls-for-certain-foundational-technologie s，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5 日；“Commerce Addresses Huawei’s Efforts to Undermine Entity List, Restric ts Products Designed and Produced with US Technologies,”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 2020/05/commerce-addresses-huaweis-efforts-undermine-entity-list-restricts，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5 日；“Co mmerce Department Further Restricts Huawei Access to US Technology and Adds Another 38 Affiliates t o the Entity List,”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08/commerce-department-further-restri cts-huawei-access-us-technology-and，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5 日；“Commerce Department Will Publish th e First Military End User List Naming More Than 100 Chinese and Russian Companies,” https://www.co 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12/commerce-department-will-publish-first-military-end-user-list-namin g，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7 日；“DOD Releases List of Additional Companies,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 on 1237 of FY19 NDAA,” https://www.defense.gov/Newsroom/Releases/Release/Article/2434513/dod-releases -list-of-additional-companies-in-accordance-with-section-1237-of-fy/，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7 日。其中，实 体清单（Entity List）是 BIS 用以限制 EAR 管理下产品的出口、再出口和（在美国以外的某国内）转让的 政策工具。列入清单的实体被认为“参与或有极大风险卷入有悖美国国家安全或政策利益的活动”。美国供 应商如要向清单上实体出口、再出口和（国内）转让受《条例》管制的产品，需向 BIS 申请出口许可，且 许可例外受到限制。 ② “Biden’s China Tech Plan: Stronger Defense, Quieter Offense,” https://www.wsj.com/articles/bidens-chinatech-plan-stronger-defense-quieter-offense-11605102093，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6 日。 ③ “Biden will keep using U.S. sanctions weapon but with sharper aim – sources,” https://www.reuters.com /article/usa-sanctions-insight/biden-will-keep-using-u-s-sanctions-weapon-but-with-sharper-aim-sources-idINKBN 28Q1DH，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6 日。 ④ 对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强调“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坚决反对把 产业链、供应链政治化、武器化。在国际经贸谈判中，要推动形成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消除非经 济因素干扰的国际共识和准则，力争通过国际合作阻止打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恶劣行为”。参见习近 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载《求是》，2020 年第 21 期，第 4-10 页。 18 键技术的连线，维护了美国高科技产业的技术优势。受高端芯片“卡脖子”等一 系列制裁措施影响，华为的全球市场份额下降明显，2020 年第四季度智能手机 出货量同比锐减 42.4%。①然而，经济安全化战略思维指导下，负向使用网络性 权力也会给霸权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首先，切断连线破坏了网络性权力的知识基础，使回流至美国高科技产业的 知识要素下降，这不利于美国网络性权力的自我强化。在高科技产业中，由于工 业研发需经历从研发到试产、小规模量产、大规模量产直至销售的过程，销售的 利润与数据对于研发投入至关重要。切断知识连线不仅减少了对于高科技产业研 发投入至关重要的用户数据，还从知识结构波及生产结构，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 只有依靠在包括中国市场的全球市场大量出货，相关企业才能维持高研发投入。 美国半导体产业的销售额中超过 80%来自海外市场，如果离开了中国市场，其高 利润、高投入的正循环模式就会受到严重冲击。波士顿咨询公司报告显示，2019 年美国商务部加严制裁后，25 家美国半导体龙头企业的收入平均降低 4%—9%。 未来 3—5 年内，如果美国政府延续现行管制，美国半导体产业将因此损失 8%的 收入和 16%的全球市场份额；如果管制措施加码至完全断流，美国半导体产业将 损失 37%的收入和 18%的全球市场份额。这会使该产业的研发投入削减 13%— 60%。② 其次，切断连线破坏了网络性权力的物理基础，推动各国产业的去美国化进 程，将逐渐使美国掌控的轴点对于整个网络来说并非不可替代。中国作为出口管 制的直接受害者，将继续加大对国内战略性产业自主发展的支持力度，集中技术 力量进行科研攻关。③同时，美国的“断网”和迫使对手“脱钩”的举动还引发 ① “Worldwide Quarterly Mobile Phone Tracker,” https://www.idc.com/tracker/showproductinfo.jsp?prod_id=3 7，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8 日。 ② “How Restrictions to Trade with China Could End US Leadership in Semiconductors,” https://www.bcg. com/publications/2020/restricting-trade-with-china-could-end-united-states-semiconductor-leadership，访问时 间：2021 年 1 月 8 日。 ③ 2020 年 11 月 3 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 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 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载《人民日报》，2020 年 11 月 4 日。 19 了其他国家的担忧。美国政府不仅试图切断本国企业与中国市场的联系，还曾施 压荷兰政府要求其阻止本国的阿斯麦尔公司对华出售全球领先的光刻机，①试图 切断他国轴点与中国的联系。美国未来可能继续修改国内规则，进一步调低“最 低美国成分规则”②的门槛或进一步扩大受管制美国原产成分的范围，进一步冲 击欧洲企业的对华贸易或在华经营。在此背景下，2020 年 12 月 7 日，德法等欧 盟 13 国宣布成立半导体投资联盟，在未来 2—3 年内拨款 1450 亿欧元，协调各 国企业推进芯片自主化。③ 最后，切断连线破坏了网络性权力的法理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 一，相关法规的出台与调整无法获得国内企业的足够支持。由于网络联系的断裂 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部分企业的利益，国内利益集团将掣肘美国在国际层面施展 网络性霸权。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就对出口管制政策表达了不满，呼吁缩小外贸 管制范围，照顾美国产业的发展需求，避免对美国之外的科技发展形成额外刺激。 ④其二，以本国法律限制他国企业的行为难以得到盟友的充分理解。相比特朗普 时期，拜登政府将更多拉拢盟友限制中国，⑤其中当然也包括拉拢盟友维持技术 霸权。⑥但是美国对华科技“脱钩”也将给欧洲企业制造麻烦，后者可能不得不 开发双重供应链与研发系统，以适应中美分立的科技系统，产业链的分裂也将使 部分原本依赖全球规模经济来控制成本的企业面临经营困难。⑦其三，以本国安 全为由破坏全球供应链安全⑧的行为在国际社会中难以被认可。技术“卡脖子” ① “Trump Administration Pressed Dutch Hard to Cancel China Chip-Equipment Sale: Sources,” https://ww w.reuters.com/article/us-asml-holding-usa-china-insight-idUSKBN1Z50HN，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9 日。 ② “最低美国成分规则”用来具体判断外国制造的直接产品是否受 EAR 管制。如果受管制的美国原产成分 在产品总价值中的比例超过 25%，则该产品受到管制。 ③ “Germany, France, 11 Other EU Countries Team Up for Semiconductor Push,” https://www.reuters.com/a rticle/eu-tech-semiconductor-idUKKBN28H1HV，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9 日。 ④ “Invest & Innovate: U.S. Semiconductor Leadership Under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https://ww w.semiconductors.org/wp-content/uploads/2021/01/SIA_TransitionPolicyPaper_BidenHarrisAdmin.pdf，访问时 间：2021 年 1 月 20 日。 ⑤ 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Vol.22, No.2, 2020, pp.64-76. ⑥ “As Joe Biden Faces a China Emboldened in Its Race to Tech Supremacy, What Policies Will He Purs ue?”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3112290/joe-biden-faces-china-emboldened-its-race-tech-suprema cy-what-policies，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6 日。 ⑦ “Decoupling: Severed Ties and Patchwork Globalisation,” https://merics.org/en/report/decoupling-severed-ti es-and-patchwork-globalisation，访问时间：2020 年 12 月 29 日。 ⑧ 按照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定义，供应链安全指的是“对供应链遭受损害或破坏的抵抗力”。供应链面对的安 20 实际可以看作源自外部进而冲击内部的一种综合性风险，即外在于供应链的主权 国家介入供应链运行，干扰其正常供求协调。美国政府打击部分企业所产生的负 面影响极有可能不断外溢至整个全球产业链，并逐渐波及上下游以外的企业。 综上，美国的技术“卡脖子”在操作中以法理切断为基础，从国内法出发管 制跨国产业链中的生产性联系，约束乃至隔断技术等知识流动。从短期看，切断 连线暂时堵住了美国的技术扩散、给中国的技术进步制造了阻力。但从中长期看， 切断连线也切断了市场驱动下技术进步的源泉，不利于霸权国掌握轴点所拥有的 不对称知识优势再强化。最糟糕的情形是，这些轴点如在研发方面不能保持全球 领先地位，就会被其他国家的企业挤压市场竞争力而陷入螺旋式下跌，产业链的 循环方向也会被逆转，最终上下游易位。以国内法管制国际经济联系的做法也有 损于霸权国掌握并利用轴点的合法性，因此中长期看会减损霸权国的网络性权力。 （二）国际金融网络 国际金融领域中各行为体的相互依存同样呈现为网络结构，且美国掌握着突 出的网络性权力。作为节点的国际金融行为体包括了各国金融机构、金融市场， 国际金融机构乃至参与金融交易的企业和个人；连线是各行为体之间的各类金融 交易；流动于网络中的知识要素就是记录资金跨境流动的跨境支付信息。这一知 识要素与同在网络中的金融结构及金融资本要素亦紧密相连。在整个网络中，有 两类轴点位置突出：一是美国的资本市场，从市场规模、市场功能、市场质量和 制度环境等维度来看，其竞争力都在全球资本市场中长期保持领先；①二是环球 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作为全球领先的金融报文传送服务机构，其 业务范围在世纪之交时就已涵盖了全球几乎所有主要金融机构。②美国是两类轴 全风险可以分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内部风险包括供给风险和需求风险等内部供求协调方面的风险，外 部风险包括政局动荡和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给设备和运营带来的风险。参见宁钟：《供应链脆弱性的影响 因素及其管理原则》，载《中国流通经济》，2004 年第 4 期，第 15-18 页；Stephen M. Wagner and Christoph Bode,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Along Several Dimensions of Risk,” Journal of Business Logistics, Vol.29, No.1, 2008, pp.307-325。 ① 《全球资本市场竞争力报告（2020）》，http://news.cnstock.com/paper,2020-06-19,1334735.htm，访问时 间：2021 年 1 月 8 日。 ② Susan V. Scott and Markos Zachariadis, The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SWIFT): Cooperative Governance for Network Innovation, Standards, and Community, London: Routledge, 21 点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国。美国政府在法理上对于本国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 基金市场具有管辖权。虽然 SWIFT 总部位于欧洲并依据比利时法律建立，但由 于国际支付体系由美元主导，①美国政府有能力对其施以间接影响。②SWIFT 作 为国际多边机制具有一定的中立性，美国并不具备干预多边机制的法理基础，因 而对此类节点的控制是一种单边主义的霸凌行为，且就控制力而言比对国内资本 市场要弱。 短期看，美国在国际金融网络中切断知识连线的直接目标是减少竞争对手得 自网络的功能性和溢出性红利，阻滞竞争对手的节点成长为轴点或增强影响力， 进而护持网络性霸权。与欧盟等其他主要经济体一样，中国的国际金融行为体在 国际金融网络中处在相对脆弱的位置上，但也处于快速发展中。这赋予美国在该 领域负向行使网络性权力的动机。近年来，美国政府凭借其网络性权力优势对中 国发起金融制裁，③干扰中国海外融资和正常使用国际支付体系，阻挠中国的知 识创造与进步。其一，美国政府于 2020 年 5 月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联邦退休 储蓄投资委员会停止投资部分“有风险的”中国企业的股票。其二，美国政府于 2014. ① SWIFT 构成了美元主导的国际支付体系的信息层，而在美元支付体系中承担具体清洁算服务的基础设 施则主要是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CHIPS 承担着全球 95%以上的银行同业美元支付结 算业务和 90%以上的外汇交易清算业务。 ② “9·11”事件后，SWIFT 开始在美国财政部要求下秘密帮助其监测全球恐怖主义融资活动。在伊朗核问题 中，美国对 SWIFT 的控制和利用进一步升级。2012 年 2 月美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授权对 SWIFT 施压，威 胁后者如继续为伊朗银行提供服务将对其进行制裁。美国还鼓动欧盟采取一致行动，后者于同年 5 月正式 禁止 SWIFT 为伊朗金融机构提供电信服务。参见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pp.65-69。 ③ 金融制裁由主权国家或国际组织根据法律条文对特定个人、组织或国家发起，意在阻断金融交易和资金 流动。通过对特定实体进行针对性金融封锁、冻结其金融交易并将其排除出国际金融体系，这种“聪明制 裁（smart sanctions）”往往效果更好。多年来，美国逐渐形成了以《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 名义支撑，以《全国紧急状态法》等联邦基本法律以及国会专项法、总统行政令、财政部条例等联邦专项 法律为核心支撑，以州府法律为补充支撑的金融制裁法律体系。在实施过程中，联邦法律赋予总统较大的 自由裁量权，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则负责金融制裁的具体执行。这构成了美国将国际金 融网络的相互依存武器化的国内制度规范基础。美国的金融制裁按照制裁对象可以分为基于国家的制裁、 基于清单的制裁和基于行业的制裁等。其中，“特别指定国民和人民封锁（SDN）”清单针对性最强也最为 严厉。过去十年中，OFAC 在 SDN 清单中净添加超过 4000 个制裁实体，其中，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受到 制裁的实体达到 254 个。参见郑联盛：《美国金融制裁：框架、清单、模式与影响》，载《国际经济评 论》，2020 年第 3 期，第 123-143 页；Sue E. Eckert, “The Use of Financial Measures to Promote Secur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2, No.1, 2008, pp.103-111；“Raising a Caution Flag on US Financial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https://www.piie.com/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b21-1.pdf，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11 日。 22 2020 年 7 月发布 13936 号行政令和所谓“2020 年香港自治法（HKAA）”，以金 融制裁等方式粗暴干涉中国主权问题，部分切断中国实体同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 打击中国的金融市场。其三，美国政府于 2020 年 11 月发布 13959 号行政令，以 国家安全为由禁止本国投资者投资“与中国军方有关的企业”，迫使本国证券市 场切断与其联系。其四，美国国会两院于 2020 年 12 月通过《外国公司担责法》 （HCAA），目标直指中国企业，威胁如不接受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对会计底稿的审查，将在三年内被美股市场予以除名。① 美国政府发布的各种法律法规与政策动态综合了“保护美国投资者”和“保 护美国国家安全”两大类理由，将金融制裁与金融脱钩相结合，②既要遏制中国 企业获取美国的金融资本，③又要给中国企业使用 SWIFT 等国际支付基础设施制 造障碍。虽然 2020 年民主党竞选纲领指出要“避免金融制裁的错误使用和过度 使用，以免威胁到美国金融体系和美元国际地位”，④但拜登政府仍可能在国际金 融网络中部分切断连线、选择性地打击中国金融节点。 抛开短期的直接打击效果，美国政府的经济安全化行为未必有助于增强其网 络性权力，反而可能既削弱其连线的联系程度和轴点的主导地位，破坏网络性权 力的知识和物理基础。美国政府强化对本国资本市场的安全审查并推动“证券监 ① 参见“White House Directs Federal Pension Fund to Halt Investments in Chinese Stocks,” https://www.c nbc.com/2020/05/12/white-house-directs-federal-pension-fund-to-halt-investments-in-chinese-stocks.html，访问 时间：2021 年 1 月 12 日；“The President's Executive Order on Hong Kong Normalization,” https://www.fe 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0/07/17/2020-15646/the-presidents-executive-order-on-hong-kong-normalizatio n，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12 日；“S.3798 - Hong Kong Autonomy Act,”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 th-congress/senate-bill/3798，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12 日；“Addressing the Threat from Securities Investm ents That Finance Communist Chinese Military Companies,”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0 /11/17/2020-25459/addressing-the-threat-from-securities-investments-that-finance-communist-chinese-military-co mpanies#main，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12 日；“S.945 - 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 htt 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945，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12 日。 ② 本文将美国政府的一些金融“脱钩”举动也归入金融制裁范畴，因为威胁股市除名等举动本身就具有强烈 的制裁色彩，而且美国不管就国际金融市场还是国际支付体系而言都居于主导位置，对华“脱钩”在很大程 度上可以视作意图将中国排除出国际体系的制裁。 ③ 美国政府不仅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的参与，还准备限制美国金融资本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参见 “2020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ttps://www.us 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0-12/Chapter_2_Section_2--Vulnerabilities_in_Chinas_Financial_System_and_Risks _for_the_United_States.pdf，访问时间：2020 年 11 月 25 日。 ④ “2020 Democratic Party Platform,” https://www.demconven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20/08/2020-07-3 1-Democratic-Party-Platform-For-Distribution.pdf，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12 日。 23 管政治化”，①对外国企业的财务安全乃至投资来源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挑战，这会 削弱全球投资者对美国金融市场及其全球地位的信心，促使金融交易流量向中国 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市场转移。② 负向行使网络性权力还会削弱“美元本位”的合法性，破坏网络性权力的法 理基础。支付系统是“金融基础设施中最脆弱的部分”③，用美元武器打击经济 大国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极大冲击，无异于经济领域的“核选项”，也将迫使相关 国家增强预警意识、寻找美元交易的替代品，最终削弱美元的国际地位。④由于 与中国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他国金融机构可能遭到美国制裁，第三方国家可 能被迫做出选择：是协助美国将中国孤立于现有国际支付体系之外，还是在人民 币国际支付体系尚不成熟时冒险切断与美元体系的联系。这实际上是美国以单边 强制的方式推动各国进行市场选择，⑤践踏了以民主、开放和包容为理念内核的 多边主义精神。 经济安全化理由下的金融制裁破坏了网络性权力的法理基础，也让霸权国丧 失了国际信誉与盟友的信任。在美国的金融制裁体系中，一级制裁（primary sanctions）旨在阻止美国实体及美国领土上的他国实体与制裁目标进行金融往来， 而次级制裁（secondary sanctions）旨在阻止第三国实体与制裁目标的金融往来， 影响范围远远超过制裁对象本身。次级制裁往往导致第三方国家实施阻断法来保 护本土企业免于制裁，甚至寻求绕开美元体系以维持同制裁对象的经济联系，使 得美国难以在国际上有效搭建起支持自身制裁政策的联盟。例如，2018 年 8 月 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正式生效后，欧盟也适时升级了旨在应对此类长臂管辖的 ① 《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事宜答记者问》，http://ww w.csrc="/skin/images/loading.gif" data-original.gov.cn/pub/newsite/zjhxwfb/xwdd/202012/t20201204_387411.html，访问时间：2020 年 12 月 4 日。 ② “Expert: Washington’s Threat to Delist Chinese Firms May Give Competitive Boost to Non-US Exchan ges,” https://news.cgtn.com/news/2020-08-11/U-S-threat-to-delist-Chinese-firms-may-boost-non-U-S-exchangesSScamD4uMo/index.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12 日。 ③ Joanna Diane Caytas, “Weaponizing Finance: U.S. and European Options, Tools, and Policies,” Columb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3, No.2, 2017, p.449. ④ 美国与欧盟曾在制裁伊朗与俄罗斯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加大制裁中国的力度可能引起欧盟和日本的更大 反弹。涉及制裁中国具有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时，可以预见到美国政府将慎重评估制裁政策带给国际金 融体系以及美国自身的冲击，并与盟友充分磋商、协调行动。 ⑤ “US-China Economic Decoupling: How Far Have We Come and How Far Could Decoupling Go,” http s://www.hinrichfoundation.com/research/wp/us-china/us-china-decoupling/，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14 日。 24 《阻断法案》。2019 年 1 月 31 日，英、法、德三国又宣布建立“支持贸易往来工 具（INSTEX）”，在伊朗等经济体受到美国金融制裁、被隔离于国际支付体系的 情况下采取“以货易货”机制促进同它们的非美元、非 SWIFT 交易，在美国主 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打开了缺口。推动金融“脱钩”的行为也可能在美国国内遭 遇相关利益集团的阻力。例如，2020 年华尔街金融机构从中国企业在纽约股市 的交易中赚得 4.14 亿美元，比 2019 年增长约 24%，约占此类收入总量的 43%。 制裁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会显著影响这些机构的利益，这使它们可能成为制约美 国政府扩大对华金融制裁的重要因素。① 在国际金融网络中，美国政府企图通过切断连线来阻滞他国得自网络的功能 性和溢出性红利，但这样的政策在现实中难以有效抑制中国企业等网络节点，相 反还会推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支付体系等网络节点的进一步发展，削 弱其控制下轴点的主导地位和连线的联系程度。如果美国政府继续扩大制裁范围、 推进金融“脱钩”，还将进一步削弱美元的主导地位及其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权 威性与合法性。因此，负向行使网络性权力会侵蚀霸权的网络性权力。 （三）国际网络空间 国际网络空间本身亦呈现为网络结构。其中，构成节点的是洲际光缆、互联 网交换中心和互联网数据中心等网络基础设施以及提供或消费网络服务的各国 企业和市场；该网络中的连线是各类主体之间的业务往来和由基础设施连接的信 息流通，它们承载着网络数据与通信技术等知识要素。国际网络空间具有明显的 不对称性。②由于网络基础设施大多集中在美国境内，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 配机构（ICANN）等一批掌握网络核心话语权的机构也均在美国注册，美国成为 国际网络空间中一众轴点的控制国。大部分全球数据流量都要经过美国境内的服 务器与公司，美国政府借此长期要求网络公司帮助收集网络信息和开展网络监控， ① “Wall Street Bank Fees from China Listings Jump Despite Political Tension,” https://www.ft.com/content /0069fc0b-90af-4e30-877a-a0e245a76ae2，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12 日。 ② Réka Albert, Hawoong Jeong and Albert-László Barabási, “Diameter of the World-Wide Web,” Nature, Vol， 401, No.6749, 1999, pp.130-131. 25 ①通过“全景监狱效应”施展网络性权力。② 随着国际网络空间中潜在轴点的成长，美国政府开始不满足于仅仅凭借网络 地位进行监听活动，还试图阻止新兴节点在同美国轴点的联系中获益。近年来， 中国在网络空间中进步瞩目：由互联网到物联网（IoT）再到万物互联（IoE）稳 步发展，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取得率先突破，游戏、电商、短视频与社交 网络平台等互联网产品纷纷出海，中国电信企业在国际电信联盟（ITU）等国际 平台上提议网络架构新标准。为限制中国的电信和互联网行业的国际发展，美国 政府在网络空间中推动经济安全化，③发起“清洁网络（The Clean Network）”计 划，将中国的 5G 设备制造商、智能手机制造商、云服务提供商、电信运营商、 应用程序和海底电缆等视为“不受信任的安全威胁”，要将其从美国的电信市场 清除出去以“保护美国公民与企业的敏感信息”。④其中引发关注度最高的举措是 对来自中国的应用程序抖音海外版（TikTok）和微信国际版（WeChat）施以限制。 ⑤“清洁网络”计划实质上是将电信网络中的设施与服务安全化，负向行使网络 ① “How America’s Top Companies Created the Surveillance State,” https://www.nationaljournal.com/s/6280 88/how-americas-top-tech-companies-created-surveillance-state，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17 日；Jennifer Stisa Granick, American Spies: Modern Surveillance, Why You Should Car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②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pp.70-73. ③ 网络空间并不回避安全问题。确保网络空间的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安全以及应对网络犯罪和恐怖主义等 等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在此基础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强调“网络主权”的概念。事实上，长 期鼓吹“网络自由”的美国也在过去 40 年中构建起网络主权战略体系，甚至成立了网络战司令部（United States Cyber Command），颁布了《网络空间作战》联合条令。参见任琳、吕欣：《大数据时代网络安全治 理：议题领域与权力博弈》，载《国际观察》，2017 年第 1 期，第 130-143 页；冉从敬、何梦婷、宋凯： 《美国网络主权战略体系及实施范式研究》，载《情报杂志》，2021 年第 2 期，第 95-101 页。 ④ 参见“The Clean Network,” https://2017-2021.state.gov/the-clean-network/index.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28 日。 ⑤ 2020 年 8 月，美国政府发布两项行政令，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美国公民与企业同 WeChat、TikTok 及其 母公司进行交易。9 月美国商务部跟进禁令，称两项产品“在美国收集用户数据，用以支持中国的军民融 合与情报工作”，禁止在美国境内上架和使用两款应用程序。参见“Addressing the Threat Posed by WeCha t, and Taking Additional Steps To Address the National Emergency With Respect to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Supply Chain,”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0/08 /11/2020-17700/addressing-the-threat-posed-by-wechat-and-taking-additional-steps-to-address-the-national-emerg ency，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28 日；“Addressing the Threat Posed by TikTok, and Taking Additional Ste ps To Address the National Emergency With Respect to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Supply Chain,”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0/08/11/2020-17699/addressing-the -threat-posed-by-tiktok-and-taking-additional-steps-to-address-the-national-emergency，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28 日；“Commerce Department Prohibits WeChat and TikTok Transactions to Protect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09/commerce-department-prohibitswechat-and-tiktok-transactions-protect，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28 日。 26 性权力来切断中国市场主体与美国市场的联系，以阻止中国企业获取数据等支撑 技术进步和知识发展的关键要素。为在更大程度上打击来自中国的网络节点，美 国政府还广泛开展国际动员，将更多的国家及其信息技术企业拉入行动阵营，力 图控制它们与中国的联系。 美国在国际网络空间中鼓动与中国信息行业切断连线的举动获得了一定的 影响力，但在同时也积累着损失知识要素的风险。“清洁网络”计划发起以来， 欧盟和日本等美国盟友纷纷加入。2020 年 9 月 30 日，美国与欧盟发表联合声明， 将“清洁网络”计划与欧盟早先发布的“清洁 5G 工具箱”对接。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已有来自 50 多个国家的 180 家电信企业加入”清洁网络”计划。①不过， 在限制中国企业建立国际业务联系的同时，来自中国的先进技术也被实行“5G 净网”的国家和地区拒绝在外。 美国遭受知识损失的风险还体现在降低了本国企业的创新效率。数据的重要 性不仅存在于信息技术行业中，其对于能源、金融和制造等各行业的业务分析与 效率优化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数据“脱钩”的背景下，随着中美两大市场的数 据库彼此分隔，企业跨境传输数据受限，创新效率将大打折扣。②当霸权国出于 安全动因以政治手段干预市场驱动下的技术交流与扩散时，崛起国确实无法从技 术扩散中获益，但霸权国国内的创新动能也可能随之下降。③切断知识交流也阻 碍了国际科研合作，5G、人工智能等与网络相关的高科技领域内的知识进步可能 由此被阻滞。 “清洁网络”计划对于美国网络性权力的负面影响更多体现在法理维度：第 一，就其国内的公民保护而言，“清洁网络”无益于解决数据安全问题。所谓“清 ① “Building a Clean Network: Key Milestones,” https://2017-2021.state.gov/building-a-clean-network-key-mil estones//index.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2 月 28 日。 ② 对此，王毅在全球数字治理研讨会上指出“数字保护主义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符合全球化的时 代潮流，不但有损全球消费者公平获得数字服务的权利，最终也会阻碍自身的发展”。参见王毅：《坚守多 边主义 倡导公平正义 携手合作共赢——在全球数字治理研讨会上的主旨讲话》，https://www.fmprc.gov.cn /web/wjbzhd/t1812948.shtml，访问时间：2020 年 9 月 8 日。 ③ 任琳、黄宇韬：《技术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国家与市场逻辑的博弈》，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 第 5 期，第 21 页；黄琪轩：《大国权力转移与自主创新》，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 年第 3 期，第 69 页。 27 洁”并不意味着安全，而是指向削弱竞争对手企业的市场参与。若要真正提升本 国公民的信息安全保护水平，应通过更新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方面的联邦法律或 开展积极的国际协调合作等手段来实现。①第二，就国际网络空间的主流规范而 言，“净网”是对互联网核心理念的背离。国际互联网协会（ISOC）就美国政府 扩大“清洁网络”计划发表声明，称其挑战了互联网赖以维系的全球网络结构： “互联网过去 40 年的成功建立在自愿形成的网络结构的基础上。而‘清洁网络’ 计划将延长数据传输的距离，增加网络故障发生的风险，增加所有网络参与者的 成本。依据政治原则而非技术考量、通过政府指令和政治干预来决定网络连接方 式只会严重侵害互联网运行的灵活性。照此发展下去，网络空间的碎片化将会加 剧，网络空间带给国际社会的经济增长与合作收益也将受到威胁。”② 美国政府旨在以安全为借口对他国互联网公司和电信行业进行围堵，明显体 现出负向行使网络性权力的特征。相比技术禁运和金融制裁，此类行为在西方国 家及其企业中得到了更多响应。不过，美国尚未就此凝聚起足够稳固的同盟共识， 在国内外都面临法理基础不充分的问题。霸权国在阻止新兴国家进入本国市场的 同时，也切断了自身与海外市场和先进技术的联系，在知识结构方面的权力优势 也在逐步丧失。因此，在国际网络空间中将经济问题安全化对霸权国网络性权力 的护持作用有限。 四 结论 本文将知识结构内嵌于对国际经济网络结构的分析中，认为国际经济网络中 存在由一类重要的流动要素即知识要素所构成的权力结构，并由此出发探讨霸权 国以安全理由负向行使网络性权力、切断知识连线对网络性权力的影响。可以从 财富与权力、国家与市场间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过程：连线的形成是经济全球 ① “The Clean Network Initiative: Another Nail in the Coffin of An Open Internet,” https://www.oodaloop. com/archive/2020/08/11/the-clean-network-initiative-another-nail-in-the-coffin-of-an-open-internet/，访问时间： 2021 年 2 月 1 日。 ② “Internet Society Statement on U.S. Clean Network Program, Internet Society,” https://www.internetsociet y.org/news/statements/2020/internet-society-statement-on-u-s-clean-network-program/，访问时间：2021 年 2 月 1 日。 28 化的产物，是由市场驱动的，目标是最大化全球财富；连线的切断则出于经济安 全化的动机，是由国家驱动的，目标是霸权护持，与企业利益既有一致也有矛盾； 切断连线会伤害财富的获得，也会伤害网络性权力本身。 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中均存在明显的网络形态，且霸权国向崛起国负向行使 网络性权力的行为逻辑与理论部分提出的预期机制基本一致，即不对称权力优势 相对下降—为了打压新兴节点而将经济问题安全化—借助掌握轴点及其连线来 切断或威胁切断知识传递。霸权国在切断网络连线时往往会首先切断连线存续的 法理依据，援引某些国内法律法规或原则规范指称某条网络连线的存续不合法理， 为带有单边主义色彩的切断行为提供依据。虽然在实际执行中，不同案例的切断 连线会有程度差别：轻则减少连线中流动的知识要素，重则基本隔断某对节点之 间的连线，但最终两项假设均可得到验证。霸权国负向行使网络性权力确实可以 部分地、短期地掐断知识要素流动，阻碍崛起国潜在轴点的顺利成长，维护其控 制下轴点的知识垄断地位。从这一意义上说，网络性权力的实施可以带来一定的 霸权护持效果。但霸权侵蚀效应也在同时清晰展现：网络性权力的知识基础（连 线的联系程度）首当其冲。霸权在寻求与崛起国“脱钩”的同时往往也切断了网 络中联系强度最高、知识要素最密集的连线，其自身从网络中获取知识要素的能 力同样因此遭受冲击。而且网络性权力的物理基础（轴点的主导地位）也会随着 切断程度的加深受到威胁，通过刺激其他节点减少依附性，霸权国控制下轴点的 中心性不是在加强而是在减弱。最终网络性权力的法理基础（掌控轴点的权威性 与合法性）在国内外均遭受侵蚀，霸权的对外政策越发难以获得足够的认可和支 持。总之，虽然霸权国未必因为霸权侵蚀效应的存在而放弃负向使用网络性权力， 但霸权侵蚀效应对于网络性权力自我强化机制的破坏是全方位的。 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相比，拜登政府秉持了民主党建制派的传统思路。①建制 派更擅长正向行使网络性权力，即加强内部建设以巩固自身的权力基础。②但这 ① 倪峰、傅梦孜、唐永胜、王勇，《拜登时期中美关系前瞻》，载《国际经济评论》，2021 年第 1 期，第 104 页。 ② 本文重点关注负向使用网络化权力，未探讨正向行使网络化权力是否也会对霸权产生负面影响，但任何 29 并不意味着负向行使网络性权力会就此从霸权国的对外政策中隐去，事实上负向 使用网络性权力的现象并没有减少。近来发达国家内部关于组建“民主国家科技 联盟”的呼声高涨，①特别是对于回归建制路线的美国政府如何实施这一理念抱 有较高期待。②如果拜登政府得以高水平推进这类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排他性 的、旨在负向使用网络性权力的科技联盟，短期看将能够整合多国的网络节点甚 至轴点并增强对网络的控制力。但美国过度地负向使用网络性权力、以经济安全 化为由切断知识连线，中长期看在物理、法理和知识三方面皆可能会损害其网络 性权力，尤其是对网络性权力法理基础的侵蚀会使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更多国家 对美国产生离心力，采取更为务实的议题联盟、自我抱团、区域化或寻求超越霸 权等替代方案。美式全球化的吸引力可能因此明显下降，进而松动霸权国的网络 性权力。部分欧洲国家建立 INSTEX 以越过美国金融制裁、开展“以货易货”的 非美元、非 SWIFT 交易就是典型案例。 针对霸权国负向行使网络性权力的行为取向，无论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 济体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其他发达国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予以应对。各国既要 重视经济安全，又要避免“脱钩”悖论，即各国皆追求安全采取内向化策略，逐 步丧失经济联系，导致现实中的“脱钩”。因此，针对霸权国在知识层面诉诸网 络性权力，各国应既重视信息安全，又保持开放联通；既强调知识进步与世界的 联通性，又防范网络性霸权的侵害，如借助国际组织等多边平台，防范单边主义 对多边主义的侵害，规避发达国家以制度非中性为出发点的重塑行为，强调国际 组织的制度中性。 权力都是一把双刃剑，正向使用网络化权力也可能对霸权国的权力护持产生负面影响。比较从两种方向使 用网络化权力的异同及其带给霸权的影响，在笔者看来值得做出理论延展。 ① “Forget the G-7, Build the D-1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6/10/g7-d10-democracy-trump-europe/， 访问时间：2021 年 2 月 7 日；Jared Cohen and Richard Fontaine, “Uniting the Techno-Democracies: How to Build Digital Cooper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6, 2020, pp.112-122。 ② “Common Code: An Alliance Framework for Democratic Technology Policy,” https://www.cnas.org/publi cations/reports/common-code，访问时间：2021 年 2 月 7 日；“How Should Democracies Confront China’s D igital Rise? Weighing the Merits of a T-10 Alliance,” https://www.cfr.org/blog/how-should-democracies-conf ront-chinas-digital-rise-weighing-merits-t-10-alliance，访问时间：2021 年 2 月 7 日。 30 31